(一)根据需求实施立法供给 大多数在实践中比较活跃的地方立法均在某方面满足了实践部门对制度的需要，特别是补充了上位法所未提供的依据。

依法行政之最为有效的检测指标是行政执法的质量。现代行政法下的正当法律程序应当转为关注于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 在一个可控的程序过程中协调行政关系, 以实现现代行政法的任务。

关键词: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实体要素; 程序保障 2016年12月30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试点工作方案》) , 《试点工作方案》指出:行政执法是政府实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二)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特定范围 根据行政执法的特性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设计的目标指向, 纳入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行政执法决定是有限的、特定的, 即重大执法决定范围限定的标准主要包含相对人权益影响、社会影响、具体情节等要素。总之,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建立, 既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利益, 也利于切实保障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有效性并提高行政执法活动的质效。[9]作为一种事中监督,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具有过程性和及时性的优势, 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或补救, 能够弥补已有的行政执法事后监督机制 (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 所固有的结果性和滞后性等不足, 从而与其形成监督合力, 有效促进行政执法活动的合法、有效。本文认为,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推行, 应当从法制审核的主体、范围、内容、程序、结论等方面确定其实体要素, 以一张清单一本手册一套机制为重点建立程序保障机制。

在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程序方面, 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必须将监督置于行政执法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作者简介：侯孟君，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法制研究室副主任科员。在地方立法权扩容之后，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三级立法体制：中央立法、省一级立法、设区的市立法。

而且，授予全部设区的市以立法权，释放设区的市的权力，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构中权力下放的表现形式。本文通过地方立法权扩容的例证，说明了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事实，表明了一种实现宪法效力的方式。另一方面，宪法为立法活动参与者提供激励，宪法具有激励地方立法权扩容的规范结构和原则、精神。一、地方立法权扩容：立法活动参与者与宪法的互动 配置立法权是宪法的核心任务。

程序的意义同样是明确的，它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换言之，立法权带有天然的法治属性。

地方立法权扩容有填补宪法空白的特征。它同样反映了宪法控制地方立法主体的一种方式，是宪法发挥治理功用的表现{22}。它们是目前我国宪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问题。通过这个例证，我们可以发现宪法效力的一种实现方式。

《立法法》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为无论是在效果上，还是从规范的角度加以观察，《立法法》修改所导致的地方立法权扩容都是我国立法权重新配置的重大标志。实际上，宪法的实效性体现在两个层次之上，其一是对行为的约束(oblige)，其二是对行为的评价(review)，前者所发挥的是宪法的指引和激励作用，后者则是形成了一种校正性效力。法律的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行为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具有义务的性质。地方立法权扩容的例证是我国宪法发挥效力的一种方式，它显示了我们运行中的宪法{1}。

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意味着在地方治理任务中，需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15}。因此，宪法实施自然不完全是由司法中心主义的行为—评价模式及其校正性效力加以体现的。

再次，宪法为地方能够行使的权力划定了边界，这也约束着地方立法权的层次、范围与功能，并建立了对地方立法的审查制度，这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单一制结构，也符合法制统一的原则。通过阐明宪法内涵的方法能够实现宪法效力，正是因为宪法规范的这种特征。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立法活动参与者受到宪法激励的结果。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行使行政权的机构，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质言之，宪法控制立法过程，实际上控制的是立法活动参与者。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分权结构之下，中央和地方都承担着治理地方的任务。这一理论广泛运用于理解刑法规范和民法规范[2]。在配置国家权力时，宪法作为授权法，同时也要明确不同权力机构的义务和责任{20}。

{9}宪法具有规范性、法律性，都意味着它具有指引主体行为的功能，或表现为行为的规则，或表现为程序(在某种意义上，程序也是一种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克在界定立法权时就确定了它的目标。

因此，宪法内涵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是宪法内涵的实现，也是发挥宪法效力、形成宪法秩序的重要推手。这种带有地方特点的立法空间布局已经运行了十多年，它们能够成为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推广的基础{19}。

设区的市通过发布地方性法规，治理本地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以及为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发布规章。来自规范和制度的激励立基于宪法自身所内涵的法治逻辑，因为宪法在法治化的过程中，已经蕴含了激励和约束的机制(动力机制)——那些重要的法律制度不仅是规则和程序，也包含着与立法活动参与者的互动关系并形成激励结构。

实际上，地方立法权的逐步扩容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实践，因为在《立法法》修改之前，已有49个较大的市享有相应的立法权。宪法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具有鼓励地方开展立法实践的特征。第三部分将揭示宪法内涵的动力机制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扩容地方立法权，分析宪法自身动力结构及其作用方式，这是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另一种形态。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

通过这些立法，横向、纵向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有了更加明确的原则和规则指引……{18}，这也是在说我国宪法可以通过立法得到发展，宪法秩序可以经由立法加以建构。宪法存在一定的立法空间是宪法的重要特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成文的宪法才有发展的可能{7}。

然而，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宪法的控制，是宪法效力的直接体现，因为立法活动参与者受到的激励是来自于宪法，立法过程的运作动力源于它们与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立法活动能够正常和积极地运转，正是依靠着对立法活动参与者的激励，而激励的方式和来源是多样的{13}。

因此，在考察宪法效力时，我们如何理解宪法规范的性质，就成为一个具有区分意义的问题。本应该详细规定立法权的宪法，将权力留给了全国人大，让它通过以修改《立法法》的形式来配置立法权。

地方政权机构作为地方治理的主体，赋予它们立法权，可使其拥有更大的治理权力，承担更为具体的治理任务。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是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有效形式。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引导立法活动参与者，作为动力机制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立法活动参与者是有自身利益诉求的主体，既包括政权机关组织，也包括其他相关主体，它们受宪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引导，推进立法过程，使宪法因此而发挥效力。

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要求的行动可能超过了一个细心的解释者所主张的宪法文本能够支持和要求的那些。

笔者曾经阐释了这种现象的独特性以及它所具有的发展宪法的意义{1}，这里将进一步论证此种发展的核心特征以及它对于我们理解宪法和宪法效力的意义。这种层次感也表现为我国授予地方立法权的渐进性，宪法明确授予了省一级政权机构的立法权，《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由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享有立法权，此次则是授予了所有设区的市以立法权。

宪法激励地方立法权扩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宪法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原则、宪法内涵了鼓励地方开展立法实践的特点。第二部分将说明宪法内涵的规则和程序引导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容地方立法权发展宪法，说明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一种形态。